半个多世纪以前，年轻的共和国为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先后选派一万余名热血青年赴苏联留学，我就是这其中幸运的一员。我于1952年离别安徽老家和亲人，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后，1953年首批受教育部派遣赴苏联就读工科大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需要在车厢内生活9天，没有直达车，还要在我国满洲里火车站换乘火车。
回忆起首次到达莫斯科时的情景，当时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感到新奇，各类建筑从来都未见过，尤其是“地铁”，富丽堂皇，四通八达，准时快捷，时至今日依然印象深刻。根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指定，我被分配到乌拉尔工学院冶金系学习。乌拉尔工学院位于欧亚交界地依卡捷林堡市，苏联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是二次大战时期苏联的大后方和重工业基地。学院接纳了来自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先后有200多名，人数最多，学友戴顺智、郭树言均在这里毕业。在乌拉尔工学院学习的五年，是我青春勃发、激情洋溢、终身难忘的五年。忘不了母校的宿舍、教室、图书馆和食堂，忘不了与中外同学之间的诚挚友谊，忘不了在俄罗斯教授家中的亲切聚会，忘不了普希金家乡的异国风情，更忘不了中国留学生胸怀祖国、心无旁骛的寒窗苦读。对于我们，那个时代是追求的时代，是希望的时代，是拼搏的时代。中国留学生肩负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责任，承受国人和领袖的殷切期望，克服了语言交流等重重障碍，每次上课都坐在前排，每次作业都全力以赴，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国留学生如星星之火，在苏联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回国之后，他们是新中国旧貌换新颜的栋梁!我们的母校乌拉尔工学院，为我国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培养了几届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参加了祖国工业的基础建设，开创了一方天地，成为了各专业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回国之后，我先后在北京、广州等地从事技术工作，后任教于武汉纺织大学 (原武汉纺织工学院)。担任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使我有机会做一些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作为建议者之一提出了建设“武汉—中国光谷”的政策构想。而今这一构想逐步变为现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武汉市的产业结构和城市面貌。多年来，中苏之间经历了风风雨雨，我一直关注作为第二故乡的苏联和俄罗斯的变革和发展。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的进程中，母校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的校友叶利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出国留学的大门重新开启，公费和自费出国留学的风潮日益兴起，欧美国家是留学的热门地区，苏俄在一段时期内仿佛成为被留学生遗忘的角落。随着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中俄之间的文化和科技交流进入了新时期。作为第一批苏联留学生，回首在俄学习的历历往事，总希望有机会重返俄罗斯，重回母校乌拉尔工学院，看一看第二故乡的新变化，也为中俄之间的交流发挥一点余热。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我所在的武汉纺织大学与俄罗斯依万诺沃纺织大学建立了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两校由校级领导带队组团互访。1993年3月，我校组团访问俄罗斯依万诺沃纺织大学，我随团出访。作为40年前首赴苏联留学生的一员，我已是花甲之年，这次出访我担任了中俄双方语言沟通的桥梁和今后两校合作交流的使者。依万诺沃纺织大学具有百年校史，其所在的依万诺沃市是俄罗斯主要的纺织工业基地，位于莫斯科东北方向约400公里处，据称是莫斯科的起源地之一。武汉纺织大学是以纺织专业为主要特色的高校，两校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这次出访我校派遣了三位教师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他们在俄罗斯取得博士学位，后陆续于1996—1997年回国，迅速成为我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两校合作进程中，除了“走出去”之外，我们还把俄罗斯的著名学者“请进来”。经过与依万诺沃纺织大学的几轮磋商，我们聘请该校维克多·耶夫根耶维奇·库茨米切夫教授为我校的兼职教授。维克多教授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博士、国际知名的纺织服装专家。维克多教授的加盟，大大提升了我校纺织服装专业的实力和影响力。
办完了武汉纺织大学和依万诺沃纺织大学之间的公务，我探访了阔别数十载的母校乌拉尔工学院。母校20世纪50年代雄伟的校门，如今依然屹立。一位晚我几届毕业的同专业的学弟已是校长，热情地接待我这位中国老校友。在母校，我重逢了几位俄罗斯同窗。1993年5月1日，我和三位同班同学在女同学瓦洛莆廖娃家中相聚。我们都已经是爷爷、奶奶了，我们回忆起求学时的点点滴滴，回忆起我们都认识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回忆起我们共同经历的每一件事，一直到深夜，久久不愿散去。至今，我和这些老同学每年都保持联系。
（作者：崔光杰，武汉纺织大学退休教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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