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是顺应科学研究的整体化趋势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其分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理论等。系统科学认为，世界上任何对象、过程都可以视作由不同部分（子系统、分系统）的有序结合组成的整体；构成系统的各个层次和部分，由于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使得系统的整体功能一般情况下不等于、常常是大于各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多数系统是开放的，要不断地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以保持系统的活力。系统科学的上述基本思想体现了战略思维的主要特征，其基本原理包括整体性原理、相关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动态性原理、反馈性原理、自组织原理等。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在钱学森先生倡导下，我国一批学者基于系统科学思想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 和 改 革 问 题，提 出 了 一 些 重 要 概 念 和 建议；若干高等教育管理者基于系统科学思想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大系统，从原则上讨论其整体优化、结构合理、动态平衡、信息反馈、开放与闭合统一等问题，对大学个体的战略研究尚不充分。
尽管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还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甚至经常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有责任从战略思维高度去研究中国大学的发展问题，进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所指的中国大学，并非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而是指中国大陆的大学个体。本文试图从系统科学角度研究中国大学的发展，探索大学作为一个复杂动态系统所具有的若干特征，并由此分析中国大学发展中的若干热点问题，探讨中国大学发展的若干改革思路。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大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该系统从国家、社会等外部环境获得的教师、学生、经费等资源是其主要输入，而其主要输出则是各类毕业生、科技研究成果、社会服务成果、文化传承与创新成果等。
大学系统的动态性表现在上述主要输入和主要输出均随着时间变化，且大学系统的自身特性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大学系统的复杂性则主要源于其多种功能所决定的复杂内部结构。如图１所示，大学系统的上述四项主要输出决定了大学具有四大功能子系统，即人才培养子系统、学术研究子系统、社会服务子系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子系统，而为了实现四大子系统的协调运行，大学还必须有战略决策与管理服务子系统。
对于大学系统的上述四个子系统，还可细分出众多的子子系统来实现大学的功能。例如，在人才培养子系统中，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本科教育子子系统、研究生教育子子系统；在学术研究子系统中，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知识创造子子系统、知识应用子子系统和知识传播子子系统；在服务社会子系统中，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经济发展服务子子系统、为政府决策服务子子系统、为社会发展服务子子系统；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子系统中，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文化传承子子系统、文化创新子子系统、文化引领子子系统；在战略决策与管理服务子系统中，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战略决策子子系统、运行管理子子系统、技术支撑子子系统等。大学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由通讯和控制环节相互联系，各部门之间一般具有强关联性。例如，大学内部的院系是实施上述教育和研究功能的主体，直接将上述子系统关联起来；而学科交叉则进一步强化了各个院系之间的关联。上述子系统及其关联形成了大学的内部结构，直接决定了大学的功能实现和办学水平。
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相比，中国大学还具有许多政治和社会功能，校内设有党群工作子系统、离退休教职工子系统、安全与保卫子系统、后勤服务子系统等，整个大学犹如一个小社会。随着系统内部子系统数量的递增，系统的复杂度也急剧增加。因此，中国大学是全世界大学中复杂度最高的一类系统。
此外，大学系统具有开放性，与外部环境（即更高一级的大系统）密切相关，与之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大学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国外教育和科研大系统、国内教育和科研大系统、社会大系统、经济大系统等。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大学系统具有以下特征和规律：
１．大学系统的多重时间尺度特征
大学系统的运行和演化过程既包含着与短期培训、应用研究、社会服务、校区建设等相关联的随时间较快变化的因素（亦即内部变量），又包含着与学历教育、基础研究、学术带头人培育、大学文化塑造等相关联的随时间缓慢变化的因素，还包含着变化速率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课程与教材建设、教学实验室建设等因素。这些变化快慢非常悬殊的内部变量使得对大学系统的描述需要采用多重时间尺度。根据哈肯（Ｈａｋｅｎ）提出的协同学役使原理，系统在演化转折点附近的内部变量可分为快变量与慢变量，而慢变量是决定系统演化进程的根本变量，主导着系统的整体演化行为。因此，大学系统的建设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缓慢变化的动态过程，对其进行考察和评价必须采用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尺度。
２．大学系统的显著延迟性特征
大学系统的输出与输入之间、测量信息和控制决策之间具有长时间延迟。例如，虽然大学的决策层和管理层通常会根据社会需要设置新的学科和专业，或根据社会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信息调整已有学科和专业设置、更新人才培养计划，但从获取信息到决策显现成效一般需要五六年以上的时间，远远滞后于社会的现实需求。根据作者的研究，系统中的时间延迟将使系统从有限维变为无限维，显著改变系统的动态特性；长时间延迟会使系统平衡态发生稳定性切换，导致系统转迁到其他稳定的平衡态。在无法消除或缩短系统时间延迟的情况下，应适度降低或放弃对系统快变动态特性的要求，提高对慢变动态特性的预测，采取计入延迟的控制手段使系统实现所期待的功能。
３．大学系统的高度非线性特征
大学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通常具有正关联性，但并不一定是线性关系。从投入产出关系看，大学的学术产出质量并非随着投入经费增加而保持同比例上升，而是逐渐呈现非线性的饱和状态，即投资边际效益将逐步递减；而大学招生规模成倍扩大后，达到原定学术标准的毕业生人数并非同倍数扩大，即简单扩张大学规模将损失其学术产出质量。值得指出的是，当大学招生规模持续线性递增时，大学的内部管理复杂度呈非线性递增，从而迫使大学调整内部管理模式，采用更加扁平化的层次结构，而这种结构变化效应是高度非线性的。研究这样的非线性系统，我们必须摒弃系统输出正比于输入、系统具有单一平衡态等传统观念，更加关注系统的内共振、自激发、自同步、自组织等非线性现象。
４．大学系统的多重反馈性特征
大学系统具有若干前馈和反馈控制，特别是多重反馈控制。例如，政府通常以教育规划、建设资金来调整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基础设施和学术条件建设，形成对大学的最顶层前馈控制；近期已采用与评估结果挂钩的资金投入形成对大学的最顶层反馈控制。大学决策层则通过来自校内外的信息调整办学思路、建设重点、管理方式，形成对大学的次顶层反馈控制；大学内的部门、单位则负责运行更次一层的反馈控制。这些反馈控制既有正反馈，也有负系统科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学发展反馈。如大学既通过引进优秀人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出台教学评优政策等对教师进行激励，形成相互竞优的正反馈机制；又通过惩治学术不端、查处教学事故等手段规范教师行为，形成保障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子系统稳定运行的负反馈机制。随着大学自身结构和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简单的前馈和反馈控制有时已不奏效，人们日益关注具有自组织能力、自适应能力的智能控制，将其作为改善大学品质的新手段。
５．大学系统的广泛开放性特征
大学系统是所在国家这一巨系统的子系统，而且处于其上层建筑。当前，大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直接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与大学外部环境发生更多的物质、能量、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资金投入、人才供应需求关系、科技研究项目、文化发展态势、社会管理理念等；而高等教育全球化使得大学具有更加广泛的开放性。传统大学的使命是探索和传播真理，这与现代大学的广泛开放性带来的新使命发生冲突，引起人们对大学本质的讨论。一种观点以认识论为基础，强调大学应以追求客观真理为目的；另一种观点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大学应以为社会大系统服务为目的。大学的价值取向、办学理念、办学模式正在争论中发生着深刻变化。
在以往对大学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将其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对于大学本质所引起的若干系统复杂性还关注不够，特别是对大学作为动态系统随时间演化所呈现出的多重时间尺度、显著延迟性、高度非线性、多重反馈性、广泛开放性等特征及其规律的研究不够深入，这无疑影响到对大学发展的深刻认识。本文试图指出这些大学系统的特征及其规律，并由此研究中国大学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
当前，公众对中国大学的批评意见很多，其中既包括理性分析，也包括感性抨击，以及两者的混合。本文选择和归纳了三个方面的热点问题，试图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其原因，以便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１．如何看待中国大学的发展态势
目前许多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大学获得的资金不少，但办学水平提高不显著，缺乏比较优势。纵向比，今不如昔，即当今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达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水平；横向比，中不如西，即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世界高校前列。基于这样的判断，部分公众质疑中国大学的发展，中国大学内部也有不少对学校发展的悲观评价。现从系统科学角度对该问题给出如下分析：
首先，大学是具有多重时间尺度的复杂动态系，对大学发展的分析需要考察其不同时间尺度的内部变量，尤其是主导其演化的慢变量。经历“文革”摧残后的中国大学，直至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前，整体基础薄弱，生均教育经费居全世界后列，甚至远不如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国家先后实施“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一批重点建设大学／学科的教学科研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其学术水平（尤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应用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前列。然而，这主要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快变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大学发展起主导作用的高水平学历教育、高水平基础研究、学术大师培育、大学文化传承和塑造等内涵建设是慢变量，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中一蹴而就。尽管世界上少数国家／地区通过高额投资、引进学术大师等手段迅速提升了个别大学的办学水平，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经历过长期的内涵建设过程，最终才实现了厚积薄发，这是大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论是大学内部还是外部社会，都不应期盼过急，而需要有理性思考。
其次，大学是具有显著延迟性的复杂动态系统，对大学发展的分析需要追溯其历史发展过程和脉络。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优秀毕业生，使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大学赞赏有加。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大学的成功仅仅限于本科生教育，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则源自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近２０年的积累，尤其是在民国“黄金十年”中政府投资的后效。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学的很多教师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赴欧美留学后归国的博士，其文化基础和学术积累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的基础教育。相比之下，长达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中国大学的学术根基，而目前中国大学的学术带头人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基础教育的一代中青年人，其文化基础和学术积累均不丰厚。面对这样的历史脉络和大学发展的延迟特征，可以说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尚处于内涵建设的积累期。随着国家对大学的持续投入，随着大学内部和外部综合改革的推进，随着“８０后”和“９０后”逐步成长为学术带头人，中国大学必将厚积薄发，步入世界大学的前列。
此外，不论是大学内部还是社会公众，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大学排行榜”。事实上，迄今所有的“大学排行榜”都只能选择大学的部分学术产出作量化处理，并据此对大学排序。有些“大学排行榜”甚至不考虑大学的规模和输入，一味考虑总产出，导致高水平大学合并低水平大学就能大幅度提升名次。这显然无法反映大学作为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复杂动态系统的品质优劣。如果某些机构年复一年地发布这类“大学排行榜”，则有悖于大学多重时间尺度、显著延迟性及其相关的教育规律，加剧刺激大学的短期行为，影响大学的科学发展。
２．如何看待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
目前许多人认为，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甚至明显滑坡。例如，企业、医院反映工科、医科毕业生的专业基础不扎实，实践能力下降等；研究机构反映理科毕业生的理论素养不高，创新能力薄弱等；政府机构反映文科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不强，汉语功底不牢等。这些负面评价与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恶化相呼应，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形成了严峻挑战。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大学招生规模急剧增加是影响教育质量的主要负面因素。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这样的急剧转变没有考虑到大学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慢变过程，因而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基于这一前提，现从系统科学角度对该问题给出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大学是具有广泛开放性的复杂动态系统，对大学发展的分析要考察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当前，社会对大学提出了日益多元化、越来越高的需求。以对工科本科生的培养需求为例，多数用人单位因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希望毕业生所学专业能与工作岗位直接对口，到岗后能迅速适应工作，有较强的模仿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少数用人单位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则希望毕业生具有宽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发展后劲和创新能力；部分学生家长期望子女获得收入高、强度低、无风险的工作职位，并不太关注子女在校期间的学术水平提升；另一部分家长则期望子女毕业后继续深造，关注子女与继续深造相关的学习成绩。显然，这些人才培养需求彼此相互矛盾，很难在大学本科阶段的四年中得以全面兼顾。有些大学为了兼顾这些相互矛盾的需求，尝试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但由于制定的目标过于宽泛，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效并不理想。
其次，大学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复杂动态系统，对大学发展的分析要考察其内部结构是否能保证大学完成这些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从前苏联教育模式转向学习美欧教育模式，但尚未从计划经济时代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尚有显著差距。例如，大学内部结构尚不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办学资源不适应招生规模急剧扩大的需求；大学和社会对实施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形不成共识，大学只好在两者间折中；绝大多数大学保持了专业教育，但专业设置的规划和调整却远远滞后于社会需求；课程体系设置则受到许多政治因素、收入分配因素的左右，乃至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相互争学时数；教师的行政隶属关系则约束其开设跨专业的宽口径课程。这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上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教育水平的提高。
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整个国家巨系统对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局优化问题，不可能由一所大学来完成，而应由众多不同办学定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来共同完成。每所大学应找准自身办学定位，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培养某一类人才；而不是趋同化发展，培养所有类型的人才。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该积极探索通识教育，培养有发展后劲的将帅之才，引领社会发展；对于其他大学，则可以选择专业教育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某种折中，培养其他层次的人才。社会要了解各类大学毕业生的潜质，合理使用人才。至于大学内部结构，必须按照大学的办学定位先进行整体设计，再在实践中磨合和调整，使其符合大学所选择的办学定位和教育模式。
３．如何看待中国大学的道德缺失
许多人认为，中国大学出现了道德缺失，正在失去以往的神圣和尊严。例如，大学日趋行政化、世俗化、功利化；大学师生中频频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指导教师与研究生的关系犹如老板和雇工，师生关系中出现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领导干部和职工出现贪污腐败等。相关案例被媒体曝光后引起公众强烈抨击，对中国大学发展形成了严峻挑战。现从系统科学角度对该问题给出如下分析：
首先，回到大学是具有广泛开放性的复杂动态系统这一特征，考察大学发展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日趋广泛和紧密，形成了强耦合。社会与大学之间产生各种正面和负面的相互影响，导致良性互动和恶性互动并存。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强势政府”、“官本位”和“诚信缺失”等现象必然影响着、诱惑着大学，导致大学普遍呈现行政化、世俗化、功利化色彩，进而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直至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因此，大学不再是公众心目中的“象牙塔”，反而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负面典型。当然，这只是事物发展的外因。
其次，根据大学是具有高度非线性的复杂动态系统这一特征，考察事物发展的内因。２０世纪末，中国大学招生规模急剧扩张，用短短的几年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然而，这个急剧转变既导致大学生源的综合素质明显下降，也导致大学教职工的准入门槛降低，还导致大学的管理难度急剧加大、漏洞增多。仅以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障碍和自杀人数为例，其数量绝非正比于招生规模，而是呈现惊人的非线性倍增关系。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忙于应急处理突发问题、安全问题、稳定问题，尚在探索适应办学规模剧增的有效管理手段，投入大学文化建设、抵御来自社会负面影响方面的精力明显不足。因此，中国大学的许多工作处于非线性系统的临界稳定状态，只要受到微小的负面扰动，就会产生急剧扩散；甚至耦合到社会，放大为无序。
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在不可能切断大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无法压缩办学规模的前提下，只有通过积极调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来改善大学的系统特性，同时施加更有效的反馈控制来提高大学系统的输出品质。从近期看，大学应立即提高对各类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包括严肃惩处腐败分子，开除学术作弊的师生，对学术不端和腐败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与此同时，大学需要积极探索更加扁平化的师生管理模式，加强对师生的品行教育，在对师生的考核中提高品行所占权重。从中长期看，大学应该下气力塑造和传承优秀的大学文化，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大学师生的行为，恢复大学的神圣和尊严。
从系统科学角度研究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其重点是从全局观、长远观来分析中国大学的发展态势，确定理性的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改革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凝聚大学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实现发展目标。当前，中国大学大多已确定了近期和中期发展目标，当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深化改革，形成良性发展机制，推进科学发展。以下根据系统科学的整体优化原理和有序性原理，进一步探讨中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宏观思路。
１．基于整体优化原理的大学内部综合改革
系统科学中的整体优化原理指出：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仅包含各子系统的功能，而且还包含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形成的新结构所产生的功能，因此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功能之和。当前，中国大学的改革发展已进入“深水区”，要使改革富有成效，不能只对大学内部各个子系统进行孤立的单项改革，而要对大学内部的各个子系统改革进行全面协调，即进行综合改革，这样才能使改革产生最佳的整体效益。
首先，中国大学内部综合改革要谋求全局和长远的优化，而这是很难靠“摸着石头过河”找到最佳途径的难题。鉴于中国大学系统包含的子子系统（如学院和处级机构）比较多，可以先将子子系统分类为子系统群，使群内子子系统的相互关联度较高，而群和群之间的子子系统关联度较低；选择多个彼此关联度低的“子系统群”作为改革样本，采用类似“基因遗传方法”的途径去同时并行改革，在子系统群间相互交流经验和教训，产生“变异”，逐步逼近全局最优或次优结果。
其次，当前中国大学的内部结构仿照政府的层次管理，一般设校、院、系三级管理，缺乏有机的自组织功能；多数大学的学院覆盖学科面不宽，不利于学科交叉和相互融合，甚至造成实验设施的重复建设和浪费；而教师的行政归属直接影响着跨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因此，中国大学迫切需要进行内部结构的综合改革，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建立良性互动的自组织功能，将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层级型结构转向以教授治学为主的扁平化学术网络结构。改革内容包括：组建跨院系的学部委员会，负责学科建设规划、学术标准制定、学术评审、院长工作绩效考核等工作，推进教授治学；改变教授的单一行政隶属关系，使其成为学术网络结构的节点和学术建设的动力；设立跨学科的学术机构，推进学科交叉和融合等。
再次，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学的教师整体水平不高，距离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差距比较大。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必要大幅度提高新教师的准入门槛和薪酬标准，并在其前两个任期的每期届满后实施部分淘汰；对现有教师进行分类管理，选择学术水平高、人品好的教师作为专任教师，将其他教师向应用研究、工程开发、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等岗位分流。
２．基于有序性原理的大学外部综合改革
系统科学中的有序性原理指出：系统由较低级结构转变为高级结构，系统的有序程度提高，其功能水平也随之提高；而要使一个系统处于有序及高功能水平，其必要条件是系统必须足够开放，必须与外界不断进行信息交换，吸收新信息。根据有序性原理，中国大学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开放性的复杂动态系统，其改革要顺利进行并取得最佳成效，必须在大学内部进行综合改革的同时，考虑大学改革与大学以外的其他各级教育系统以及社会巨系统中各个领域改革的全面协调，即更大范围的综合改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学内部改革顾此失彼和力不从心，保证整个大学改革的应有后劲和顺利进行，同时又能使大学改革适应整个社会的动态发展，最终取得改革的最佳整体效益。
首先，政府应转变仅从政治论来看待大学的视角，转变仅将大学作为国家和地方发展“工具”的思维；认真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改善对大学的治理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设立由教育主管部门、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由董事会审定大学章程、发展规划、财务预算和决算，遴选和考核大学校长、副校长；根据大学类别确定生均办学经费，减少专项建设经费；将学科和专业审批、教育质量评估等转交给相关学术机构，革除评估频繁、量化过度等弊端，减少对大学的微观管理和直接行政干预。
其次，政府应大幅度减少大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大学的社会功能过多，致使大学成为复杂的社会系统，不仅给大学的内部综合改革带来巨大困难，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的相关改革。因此，政府应尽早剥离大学的离退休教职工子系统、安全与保卫子系统、后勤服务子系统等，大幅度简化大学的内部结构，使其增加办学活力，提升办学质量；而转向社会之后的这些子系统必将获得更加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
再次，政府应积极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现行高考制度虽然保证了高考录取的公平性，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培育优秀人才，政府应积极引导整个教育系统以及社会各界共同探索高考制度改革。在这方面，国家“９８５工程”建设的大学已自行组建了三个大学联盟，可率先在自主招生上加大改革力度，弱化高考对基础教育发展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
大学是一个被赋予多种功能的动态复杂系统，具有多重时间尺度、高度非线性、显著延迟性、多重反馈性、广泛开放性等特征及规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政府和大学决策者要积极应对大学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系统、综合、长远的战略高度思考、谋划和组织大学内部和外部联动的综合改革，推动大学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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