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脱节”，让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脱节。中国有210万名工程师，大学生中有37.6%的学生学工科，“现役”和“后备”工程师的数量目前都排名世界第一。但是，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最新发布的“2012-2013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用度”指标中，仅排名第46位。由于人才链与科研链、产业链的脱节现象严重，学生在高层次科研和高水平企业中开阔眼界和实战锻炼的机会不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明显不足。
二是科技与经济之间的脱节。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0%-80%，而我国仅为31.6%。2010年起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排在世界第1位，但我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也就是被引用次数居于前1%的论文（即“高被引论文”）数量仅居世界第6位。2011年中国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但科技成果闲置和科技资源浪费等现象严重，整体转化率低于20%，产业化不到5%。
三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脱节。长期以来，我国基于学科的知识体系，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实行专业细化，造成一些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基于学科的研究体系，以国家学科目录作为大学学术机构设置的依据，形成院、系的基本形态，学科的作用被固化和行政化。基于学科的科教体制，使很多交叉学科的人才、项目、创新团队等评选找不到归属。在过于单一、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作用下，学科间形成了壁垒，不利于学科交叉，使大学多学科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面向现代科学前沿领域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受到限制，创新的根基不够坚实，后劲明显不足。同时，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脱节，不利于学科链与产业链的高效、完整对接。
要在解决“三个脱节”上实现突破，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教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转变大学发展方式，推动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充分释放大学的创新活力。
优势与定力
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蕴藏着无穷的创新潜力。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在推进“四化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既有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更有发达国家从来没有遇到也不可能遇到的重大、前沿问题。率先解决中国遇到的复杂问题，必然会对解决世界发展的共性问题具有引领性，这是中国大学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在的核心竞争力。但我们缺少引领的自信，缺少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的定力，实践中还容易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创建世界一流简单对立起来，认为服务国家战略只是“权宜之计”，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正业”。
美国哈佛大学转化医学中心主任告诉我：过去几十年生命医学科学发展非常快，而临床医学几乎没有太大发展。他认为论文导向的评价体系阻碍了临床技术应用的发展。他还进一步反思：大学的自由探索与集成创新如何平衡？他说，美国一个个教授、副教授都是独立体，太强调个体化，不适应大科学时代的团队创新。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团队模式值得学习。这同样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在科研组织模式上，我们不能一味的学习欧美个体自由探索模式，而是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既注重为教授自由探索创造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又要强调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发挥好大团队的作用，要努力探索出自己的道路。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今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NSF）在项目申请中对负责人的资格条件作了调整，过去要提供10篇论文或著作（Publications）；现在调整为提供10项成果（Products），既可以是论文或著作，也可以是数据集、软件、专利、版权等等，同时还看重这些成果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做法，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但发达国家的创新模式也在与时俱进，我们不能满足于跟踪模仿，而是更要有创造力、定力和自信，更好地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凝练出中国的经验。
体制与机制
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技术转移的体制机制。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简称AUTM）对300多所大学会员进行调研统计，2010年度AUTM大学共获专利授权4469件，专利转让许可4284件，专利许可收入达24亿美元。相比之下，2010年AUTM大学专利授权数只有我国大学专利授权数的1/8；但是其转让许可数却是中国大学的2.4倍，专利许可收入更是我们的45倍。即使这样，美国仍在反思，准备拿出10多亿美元，在大学周边建立一批制造转化工程，填补大学和企业间的沟壑。我们更应该深刻反思我国大学的知识产权法规和专利政策，不能为了追求数量，为了专利而申请专利，不能用宝贵的资源去维护那些没有转让价值的专利，人为制造创新的泡沫。而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去保护那些有转化价值的专利，并且要努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学科交叉的体制机制。从科学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看，在单学科体制模式下，重大原创性的工作似乎愈来愈难以产生，以解决复杂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研究是大趋势。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一直在致力于原有单学科科研和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变化就是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知识分类，鼓励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合作。
目前，我国对交叉学科研究的支持有了长足进步，“973”计划设有综合交叉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遴选出13个综合交叉的优先领域。但在国家顶层设计、评价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
价值与文化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现在产学研合作越来越难了，企业认为，找大学合作，最好的结果就是一方交钱一方交技术，“一拍两散”；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或卷走技术，留下很大“后遗症”。大学则认为，产学研合作对于提升学术价值没有太大帮助，而技术转移到企业后又很难在利益上得到保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急需培育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文化，双方的价值追求要找到结合点。
去年7月15日，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大型铸锻件研制成功，中国核电装备制造的“最难拼图”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完成。这是国家高端装备制造和能源战略的核心技术，是上海高端制造必须攀登的高峰，曾是卡在中国核电装备业咽喉中的骨鲠，以前上重厂多少次试验都没有成功。要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根本不可能攻克。上海交大潘院士主动向上重厂讨项目，并提出“这个项目立不上一个课题、拿不到一分钱也要做！”合作之初，双方跟着项目走，还要签订保密协议；随着合作深入，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目标瞄准长远，再不需要为了具体项目签合同。潘院士带领的十几位教师加盟后，基础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的巨大优势充分显现。今天，不仅大项目研制成功，而且，上海交大科研团队从大锻件生产工艺中归纳提炼出基础理论问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学生。迄今已发表高水平论文100余篇，并从这个产学研合作中衍生出“973”计划项目。这充分说明，只要以诚相待，真诚合作，在大学引领行业发展的学术导向和企业面向未来竞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导向之间，完全可以找到价值和利益的共同点。（马德秀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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