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带一路”旨在通过经济政策协调、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以共同利益推动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这一世纪性系统大工程中，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如何担当起应该担当的使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发展，培养出宏大的人才队伍，适应和引领“一带一路”建设，并且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做强自身，建成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持续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经济贸易为主要载体、以互联互通为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的的跨国战略合作设想，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它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沿途连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64个国家，是开放、包容、普惠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共同发展、合作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原来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目前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包含经济贸易、区域秩序、人文交流三方面的内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为主要内容。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交流合作的和平友谊之路，是战略性、长期性、高层次、全方位的宏大战略。它承载着全面开放、统筹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和崇高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实施周期长，不是一年两年或十年八年能立见成效的，要把眼光放到2020年、2030年、2050年几个时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思考和把握，确定近中远期目标和重点，先易后难，分阶段分步骤实施推进。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始终保持清醒认识。无动于衷不行，急躁冒进也不行。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工业国家的一倍，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而“一带一路”建设必将进一步改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
为教育对外开放提出新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在今天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之际，“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和亚投行的组建，都体现了这种情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半遭受过旧殖民统治体系的剥削和压制，由于历史与自身情况的制约，很多国家至今无法摆脱贫困、饥饿、动乱的困扰，而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又不得不面对二战以来依据丛林原则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其发展策略和发展道路又不可能走以往发达国家的老路，因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世界潮流中，迫切需要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中发展自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设立亚投行，就是着力于欧亚大陆互利共赢一体化发展和利益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教育承担着独特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顺势而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建成了世界最大留学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教育开放承诺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已相对较高，有的方面高于一些发达国家，更是高于一批尚未承诺开放本国教育重要参照国。新形势下教育如何顺应新形势、抓住机遇，承担好“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新使命与新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一带一路”建设的浩大内容，可以分为3个方面：一是交通、信息、能源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资源，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工程建设和经济贸易；二是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海上合作领域，政策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区域政治和秩序；三是区域性的语言文化、科技人文、卫生和旅游等人文领域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人文交流与合作。这些战略所涵盖的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资本、货币、贸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无一不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
第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宏大的不同领域的工程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2010～2020年，亚洲各国累计需要投入7.9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涉及989个交通运输和88个能源跨境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完成，需要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铁路、管道、电力、公路、港口与通信等产业的工程建设、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与保障、经济管理人才，要加强工程、政治、经济、管理等各领域的专家协作。
第二，随着众多的企业落地，急需大量通晓当地语言、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乃至西亚国家政治、经济及风土民情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有64个国家，还不断有国家和地区参与进来，而通晓亚洲小语种的人才却是奇缺的，遭遇“小语种危机”，小语种教学和小语种人才培养任务很重。而且，我国大众观念中的外语几乎就相当于英语，国外就几乎相当于发达国家，这些观念与我国日益深入和多元开放的国际化进程很不适应，亟待改变。
第三，区域性经贸往来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一带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目前“一带一路”国家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00年各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亚投行成立后的首个项目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这就急需大量懂得资本运作、货币流通、贸易规则制定、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民心互通说到底是文化的交融。文化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产品。要使得“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互利互惠是根本，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沿线国家普遍国情复杂，宗教信仰、地缘政治、民心社情等比较复杂，政局动荡很难预期，地区、阶层、宗教派系差异性大，只有全面了解民间需求与广泛民意，消除误解误判，才能促进合作，只有沿线国家的学者、企业家、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民众充分理解历史文化背景与民心社情，才可能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而这正是目前非常缺乏的，需要加强增进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认同的教育。需要为“一带一路”政策制定者、传播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企业家、民间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才能有效实现“政策沟通”；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好的国际交往能力，具有较好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声誉，能经常往来于各国间的民间人士、文化使者，他们通过NGO志愿者、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中，才能达到民心相通。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贡献宝贵智慧。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各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经济、政治地位并非不可改变，世界存在于动态变化之中。亚太国家要想在新一轮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占据新的席位，必须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既承认沿线国家各自发展独特性，又结成互为中心和源头的共同发展体系。这种共同的发展体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的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一，要为建设和谐区域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一带一路”沿线大都为新兴国家，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区冲突与暴力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治理的难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共同发展体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第二，要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水资源危机、森林资源保护、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严重污染，重大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新兴国家高速城市化、人口膨胀、资源缺乏等问题给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需要共同面对，协调解决。由于现存的国际体系规则或明或暗都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因而完全指望他们来公正地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显然是不现实的。研究如何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应携起手来，共同研究调整战略对策，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高等教育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为解决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现实问题贡献智慧。“一带一路”建设中会出现大量需要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化到社会，从政策到工程，从人力资源到技术瓶颈。需要开展区域与沿线各国社会发展研究，国别国情科学研判，经贸与文化交流、国际商务合作研究，人才需求调查与培养研究。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未来5年、15年、50年的发展做出科学研判、战略思考和超前谋划。加强国家之间、国家部委、相关区域政府、高等学校、产业、行业之间的合作研究，围绕决策需求，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
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如何良性推动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求我们要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内把脉，找准适合“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契合点和着力点。同时，也要向世界高等教育体系问诊，从世界秩序重建的高度，谋划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合作与交流，让沿线国家的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从而实现合作共赢。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应有的行动。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扩大来华留学教育，培养适需的境外人才。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教育市场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来华留学教育的规模与质量稳步提升。据《2014年度来华留学调查报告》统计，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7.7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就来华留学生规模而言，已占全球留学生份额的8%，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但在国际教育市场上，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最大受益国相比，我国仍处于“逆差”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心是少数发达国家，一些高校认为只有招收欧美学生才能体现教育国际化的水平与实力。但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布局和教育的长远目标看，我们的教育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造福整个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就必须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扩大来华留学规模，优化来华留学结构，继续积极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重点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我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要进一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把雪中送炭的工作做实做好。
如何在满足留学生个体需求的同时，更加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也是需要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就不同地区留学生的个体留学服务需求而言，发达国家学生更偏重语言学习；欠发达国家学生更倾向于攻读学位课程，如医学、工程等。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中所涉及的学科专业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有不少尚属空白。为此，国家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我国高校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学科专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专业，吸纳他们在这些学科专业学习，使他们来华学得好，回国用得上，发挥好作用。
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是高校能够提供质量优、数量足的教育课程。为此，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线上线下结合，开发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多种语言教授的课程体系和学位课程，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的教育服务，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打造来华留学生教育品牌课程、品牌专业。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通过教育与产业同步、学校与企业结合，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只有在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支持下，才能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就人才培养而言，要坚持“分层分类”，既要培养通晓国际规则、承载国家使命的高端人才、青年才俊、未来领袖，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适应“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建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要区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的轻重缓急，“先重后轻”，对那些大通道、大动脉、主航线、重要节点、关键环节所急需的技能人才要优先部署，重点培养。要以产教融合实现教育与产业同步发展，支持各类高校与我国高铁、电信运营等“走出去”的行业企业实行合作办学。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有1万多家，但企业和高校合作办学的还不多。同时，还要加大培训的灵活性，方便选择。要做到培训围着项目走，项目建在哪儿，培训做到哪儿，紧跟并适度超前“一带一路”重大基础性建设项目，在项目建设所在国办学，把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与项目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从人力资源构成上看，目前，沿线国家大多未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5～64岁人数占比平均为67.5%，其中有21个国家的劳动力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劳动力资源极为充裕。而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在全球则位于中下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亟待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高端制造业的雄厚实力和近十年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供需十分旺盛的教育服务市场。近年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贝宁建立了贝宁国际培训中心，培养培训中资企业发展所需的当地员工，带动企业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印尼和文莱等东盟国家培训旅游人才。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进一步借鉴和推广。
总之，“招进来”与“走出去”协同推进，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人才支撑的基本路径。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有选择地在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实施十余年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成绩显著，培养了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了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高等工程教育，自2006年开始构建具有国际实质等效、与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并于2013年6月申请加入《华盛顿协议》，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获得了国际较好认可。目前，本科层次的工科专业布点数已达15733个，基本覆盖了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所有重大工程项目。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的良好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高校赴境外办学已初具规模。经教育部批准的境外办学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老挝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同时，还有90多个项目，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和多边教育交流合作关系，与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等10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邀请。可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适度增加教育投入，有步骤地开发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项目，将创建境外大学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机构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既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人才，也可为我国在世界格局的发展中积累广泛的人脉，发现培养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知华”“亲华”“友华”力量，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扩大国际影响。同时，这也是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战略举措，是中国睦邻、安邻、富邻，为沿线国家共谋福祉的责任担当。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提升自身的国际性，做强中国高等教育。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加强薄弱学科专业的建设。比如，要加快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制定专门的语言发展规划，增加战略性外语人才的储备，加快培育一批既熟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又了解其国情和文化的高端人才。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有40余种，而我国高校能够教授的仅有20种。发达国家能够教授的语言大都达到上百种，但我国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的外语语种还不到70种。目前，非通用语种覆盖范围不足，语种专业布局不够合理，关键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人才匮乏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迫切需要我们把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抓实落细。要把我国已有的具有良好基础的若干所语言类大学和进行非通用语言教学的大学重点建设好，使其成为语言教学的中心、文化研究和国别研究的重要基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类人才。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倒逼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全面审视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我们唯有在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师资等可比的核心要素方面，达到国际认同的标准且具备一流水平，培养的学生在学业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同层次的学生达到实质性等效，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上脱颖而出，才会有吸引力和竞争力。有的学校到境外办学，更是直接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教育质量的比拼。为此，我们要把全面提高质量作为重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做强各类高等学校。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倒逼机制，触动各类高校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结构、扎实推进教学改革，用国际视野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我们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解决高等教育过度“东高西低”的问题，这既有利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又有利于和“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高校间的合作，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问题，如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问题的研究，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能力。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5年08月13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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