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可可西里以前，生鸿飞在大学教书，是个爱到处玩的驴友。2001年1月，他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生活了一个月，做动物调查、维修机器。从可可西里自然的动物法则、50年只长出10厘米的草，以及索南达杰的身上，当地的生态与保护之迫切让他深受触动。
“环保”行动开始切实进入他的生活。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基本的自然常识，多次组织学生前往青藏高原当志愿者。“志愿者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杨欣的经历让他看到了许多可能。
梦想
从没有目标的驴友生活开始
在去可可西里之前，生鸿飞从骑着摩托车游历到自驾游，几乎走遍湖北境内，神农架去了不下十次。他对神农架有特别的感情，当年高中考大学，他从南京来到武汉，就是被神农架和武当山吸引来的，“莽莽大山，那种感觉很吸引人”。
1995年，已经工作的他第一次和妻子庞爱民去神农架，揣着两个月的工资800元就出发了。当时神农架刚开发旅游，他们夫妻俩背着包坐了一天的汽车才到。仅凭着一张地图，深入原始林区腹地，徒步穿越10公里长的棉竹峡，“没有柏油路，下着大雨，几乎迷路”。
生鸿飞笑说起那时干过的一件囧事，至今仍被妻子笑话。他吃了当地老乡做的火锅后头发晕，以为碰到一家黑店，“于是将随身携带的行李中藏着的长刀，偷偷拿在手上，准备自卫。”生鸿飞说，后来才知道是老乡在火锅里放了当地特产的花椒，他受不了才头晕的。庞爱民笑着补充，“其实老乡人很好，我们都不晕，就他晕”。
在神农架待了8天，夫妻俩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遍了全国各地。直到2001年第一次去可可西里当志愿者，这种没有目标的驴友生活才进入另一阶段。
1998年，生鸿飞知道了索南达杰的故事，“很受触动”。索南达杰，青海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为了保护藏羚羊被盗猎者射杀，这让生鸿飞非常震撼。生鸿飞对可可西里充满了向往，而索南达杰则成了生鸿飞了解可可西里的入口。
2001年，他和妻子庞爱民终于被选为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那里待了一个月。
接触
藏羚羊“笨笨的”，让人想保护
生鸿飞和庞爱民都是学机械出身，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护设备和做野生动物调查。在低温状态下，保护站太多机械设备需要维护，特别是取暖锅炉和汽车，那是在可可西里生存的必需。“我们记录出现在眼前动物的时间、地点、数量”，为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提供一些数据。
生鸿飞介绍，每年冬天，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会按照同样的路线往返数千里，为了到五道梁交配，再去卓乃湖产羔。藏羚羊不惧路途的遥远，每年都义无反顾地奔走在可可西里的荒原上，但是新修建的青藏铁路却切断了这条必经之路。
“藏羚羊有点笨，如果一个头羊在过马路时被压死，其他的羊此后很久都不敢再过马路。因此产不成羔羊，种群数量可能会减少。”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们有段时间就在马路上设置红绿灯，提醒经过的车辆暂停，等待藏羚羊过马路。此后修建的青藏铁路，也借鉴了绿色江河提供的数据，专门为藏羚羊留出了过路通道。
在可可西里，生鸿飞亲眼见过一群藏羚羊过涵洞。两个涵洞口各有一头狼把守着，藏羚羊们从这里通过，意味着走在最后的羊一定会被牺牲。生鸿飞说，“一般头羊在最前面，接着是幼羊和母羊，走在最后的都会是老弱病残”，即使被吃掉，别的藏羚羊还是走自己的，而狼一次也只会吃一头，“这是自然的生存法则。”
生鸿飞说，他曾见过一行脚印，里面的草细细弱弱，只长了十厘米。后来才知道，那是50年前勘探青藏铁路的工人的脚印，“50年草才长了这么点，多么脆弱呀”，这也促使他不断关注这里。
亲历
2001年，索南达杰保护站算是可可西里一带最漂亮的建筑，“红白相间的房子，仿造南极长城站建的”。配置有太阳能、风能发电机，暖气，卫星电线。遇到有来“串门”的，还会带些吃的、喝的来。
志愿者们最需要适应的就是寒冷。生鸿飞和庞爱民是在最冷的时候去的，室内最低温一般在零下20多度，室外可能到零下四十多，最冷的一次，温度计都被冻碎了。此外，卫星电话外壳冻裂，摄像机的镜头盖断裂，摄像机电池的容量减少到平时的1/10，甚至有时无法对焦，柴油锅炉里负35号柴油结冰都是常有的事儿。因为寒冷，志愿者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车点着。“出去调查动物都要用车，人力在那里寸步难行。”
刚去的时候，他们对动物还没有那么熟悉和敏感，总要当地藏民提醒才看得到。后来，慢慢熟悉了它们的存在。“那时候，藏羚羊还比较不怕人。”生鸿飞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到门外墙角下“悉悉索索”的声音，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墙角都是脚印，“晚上它们在这里取暖呢。”
傍晚的时候，俩人会在可可西里的腹地徒步，跟着风中的无名大鸟，在荒原中漫步，顺着蜿蜒的冰面在冰河上行走。有一次，保护站的人都不在，妻子也因受不了好多天没有洗澡，到格尔木去了。生鸿飞说，他登上索南达杰保护站28米的瞭望塔，往北可以看到昆仑山脉，往南可以看到唐古拉山，中间是茫茫的戈壁，“沧海桑田就是这样吧”。
生鸿飞说，在可可西里待了一阵后，会对现实生活有些悲观、消极的想法，“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了”。回到武汉后，花了四五天才缓过神来，“心态多少有点不同了。”
改变
从志愿者到推广者组织学生环保实践
对生鸿飞而言，2001年可可西里的经历或许并没有强大到改变他的人生方向，但其价值观、生活态度的改变，家人朋友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
从可可西里回来后，他和庞爱民开始关注环保。2002年开始，生鸿飞前后六次组织武汉高校学生，前往可可西里和青藏高原其他地方做环保实践，捡垃圾、守护斑头雁。2006年青藏线通车时，夫妻俩在青藏铁路火车上发放宣传册，还带上了在上小学的女儿生雨辰。
近几年，绿色江河开始了一个守护斑头雁的志愿活动，生鸿飞作为武汉站的负责人，负责招募志愿者。斑头雁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每年四月份会从印度飞跃青藏高原到可可西里的班德湖交配、产卵、抚育，到七月份再带着小雁飞跃青藏高原回到印度。从四到七月份，生鸿飞就组织一批武汉高校学生前往可可西里。
“斑头雁并未像上世纪末藏羚羊那样面临危险处境，志愿者们的工作主要是观察和记录斑头雁的种群数量和迁徙规律。”生鸿飞想让学生多接触这些，他们住在搭建的帐篷里，“有点苦，对年轻人或许也是好的。”
“很多去过可可西里的人，人生方向都变了”。生鸿飞说，绿色江河的创办人杨欣就是一个例子。最开始他也只是一个热衷于探险的驴友，1996年知道索南达杰的故事和藏羚羊的遭遇后开始慢慢成为一位环保志愿者，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推动保护藏羚羊、保护冰川。“有的学生因为去了可可西里开始关注环保，改变专业和求职方向的也不在少数。”他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些实践中看到环境的变化，了解更多，有所启发。
行走
南极的企鹅和我们一起散步、盘坐
2012年12月，生鸿飞有了一次去南极的机会。一个公益活动在全国招募志愿者，经过野外生存等各种考验后，生鸿飞从几万人中得到这个机会。回忆起那时的生活，生鸿飞眉飞色舞，“真的太美了，看不够。”
如我们所想象的南极大陆那样，冰川、海水、海豹、企鹅、鲸鱼、海鸟……“企鹅最多，多到走路时会和它们狭路相逢，不得不用手把它们‘扒开’，开辟出一条路来。企鹅也完全不怕人，和游客在一起散步、盘坐。”
生鸿飞说他看到好多鲸鱼，大部分是座头鲸，下巴粘着好多“哈喇子”。“为什么别人拍的不是那样？”后来他才知道，鲸鱼是洄游动物，每年从北极游往南极时，许多寄生物会寄生在它们身上，到了南极就成了“那副样子”。
生鸿飞到南极大陆的时候，正是南极的极昼时期。一天24小时天都是亮的，那11天他几乎极尽所能地行走、拍摄。一行40多个中国人本来还打算去探望长城科考站，“带了茅台酒、中华烟，还有一箱鸭脖子”，可是最终因为风浪太大没能去成。
南极大陆特殊的生态保护，也让生鸿飞此行记忆深刻。“游客一律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乘船前往南极大陆，在安检口除了通常检查，还特别设置了检查携带物种的项目，防止游客随身携带的其他植物、动物上船。”生鸿飞说，“在下船登上南极大陆前，游客们需要穿上特制的鞋子，随身携带的行李还将被全面清理。”生鸿飞说，他们用的是一种特别的吸尘器，连摄像机的镜头盖、卡槽都需要清理干净，以防外来细菌、种子等被带去。“每次登上南极大陆的游客只限100人，其他游船就远远地在一个海湾里等着，吃饭、睡觉都需要回到船上去。”
生鸿飞
1964年生，武汉纺织大学艺术学院老师。2001年作为第一批绿色江河志愿者进入可可西里，参与藏羚羊种群调查。至今，七次组织武汉大学生进入可可西里地区进行环保活动。登上珠穆朗玛峰捡垃圾，进行高原动物迁徙调查及藏羚羊保护等工作。2012年12月登上南极大陆，参与“零距南极”环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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